在我国改革攻坚与全面深化新阶段，意识形态问题需要我们特别关注，因为它涉及人们的预期和期望，关乎社会各个领域。要做好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从学术上对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做出科学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问题背景分析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当代中国思想领域存在的问题有其深刻的社会现实原因，可以用三个词来分析：其一，“物化生存”。物化生存，即人对物有一种依赖，人依赖物而存在和生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传统意识形态逐渐祛魅化，价值观日益回归日常生活世界，人们较多关注自身现实利益，物质财富的积累与占有逐渐成为一些人行为的主导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市场经济基因的致富欲望与谋利冲动“迸发”，物化生存与精神懈怠现象较为明显。其二，“利益分化”。改革实质上是利益格局和关系的深度调整，利益分化与冲突必然反映到思想意识领域，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多样与分歧。其三，“文化植入”。在当前中国理论界，用西方思想理论、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思考、评价中国现实的现象较为普遍。西方文化的这种植入与影响有其客观原因：一方面，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程度相对更高，某些领域的实践发展先于我们而展开，这必然使其理论成果相对而言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实际、糅合古今中外思想资源的理论建构与话语体系建设需要一个较长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期间，借重外来的思想资源就成为必然。但无论如何，这种西方文化的植入化现象是当前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中应自觉进行反思的。
思想状况及其具体表现
全面准确深入分析把握中国思想状况，应避免随意性、主观性及碎片化。由此，就需要提供一种全面准确深入分析中国思想状况的科学分析框架。思想状况的深层基础是人的精神结构状况，人的精神结构有六个基本要素，即欲求、情感、认知、评价、伦理和超验。其中，欲求和情感发挥着动力作用；认知和评价主要对个体欲求的合法性做出合理判断；伦理和超验是对个体和群体行为的调整和规范。这一研究成果相对合理严谨。依据这一研究结论，要全面准确深入分析当前中国思想状况及其问题，可从以上六个基本要素入手。
就欲求而言，一些人在意志品质上缺乏担当，过于关注自我诉求。欲求与人的意志和行为动力有关。这方面的思想状况可集中概况为：一些民众关注个人权利甚于个人义务，关注个人利益甚于个人责任，关注私利甚于公益，关注索取甚于奉献。利益与责任相统一、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私利与公益相统一、索取与奉献相统一的公民意识尚未在全社会成员中有效确立和养成。一些领导干部过于注重自我利益与眼前利益，尤其是自身升迁，无能担当、不愿担当、不敢担当、无心担当甚至反感他人担当的情况也非少见，奋斗进取意识较为缺乏。
就情感而言，一些人在精神状态上缺乏自信，否定过去、贬低自我的历史虚无主义时有流行。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主观裁剪史实，夸大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发展中出现的某些错误和问题，把对当下现实的不满转化为对自身过去的否定。历史虚无主义表面上虚无的是历史，实际上虚无的是现实，表面上虚无的是过去，实际上虚无的是当下。有否定就要有肯定。透过各种碎片化语言可以看到，一定意义上，历史虚无主义所肯定的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理论与制度。这种有选择的否定与肯定显示了内心一种深深的不自尊与不自信。其误导人们的认知，造成价值观的混乱，消解社会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须认真对待和解决。
就认知而言，一些人在思想理论上缺乏基本共识，思想分化较为严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逐步推进，随着社会利益不断分化，传统大一统意识形态在逐步转型，思想领域的分化成为必然。对这种思想分化应做辩证分析。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的思想分化是正常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应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另一方面，对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而言，思想虽有分化，但亦应有共识，正所谓求同存异。在价值目标方面，在整体制度设计方面，在发展道路方面，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都应有基本的底线共识。思想分化应以这种底线共识为边界。当然，这一边界是动态变化的。然而，对于当前中国社会而言，往往是思想分化有余而共识不足，分歧有余而整合不足。在当前中国思想理论界，除了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外，还有其他各种社会思潮。这些思潮中的某种合理因素应当借鉴，但很难说是植根于中国历史、实践和现实发展过程的内在必然性之中的。在当前思潮的交融交锋中，一些思潮在理论界与社会上的影响不可小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些具有明显错误的思潮须进行有效甄别，否则其将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击。
就评价而言，一些人在评判标准上缺乏中国话语，以西方模式为圭臬。在当前国内理论研究中存在一种盲目崇拜西方学术且难以识别其隐含的政治本质的现象。无可否认，西方学术思想中确具有某些积极合理的因素，应当加以汲取。然而，有些研究者对西方学术话语范式不加科学分析地予以照抄照搬，把西方理论看作无所不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反而对我们中国自己的理论创新成果缺乏认同与自信。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研究者任意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现实，不善于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来分析中国改革与发展现实。这种对西方学术话语神化的现象存在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诸多研究领域。西方的学术话语当然可以使用，但无批判的盲目接受与简单认同则也是有害的。任何社会意识都对应于一定的社会存在，源自西方的学术话语能够在多大程度与哪些方面适用于当代中国应持审慎的反思态度。
就伦理和超验而言，一些人在价值目标上缺乏理想信念，多关注于当下的物化世界和物化生存。这种对物的过度关注与理想信念缺失，一方面可以视为对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前所宣扬的那种过于高远价值观的矫枉过正；另一方面也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以及过于强调经济与财富的发展模式有很大关系。市场化的推进唤醒了人们沉睡已久的物质意识和利益冲动，一定意义上也推动着人们思想认识的进步。然而，过于强调经济GDP与物化发展模式，也诱发和滋长了一些人的物欲、贪欲。由于制度建设尤其是法治建设及人的文明素养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致使被唤醒、激发起来的利益意识未得到有效规范与约束，从而使唯利是图、贪婪自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与行为蔓延。面对五光十色的物质利益诱惑，法律与道德的底线往往被突破，一些人的理想信念被动摇。
认识自觉与有效应对
对于当前中国思想意识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既不能过分夸大，也绝不可无视与低估，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深入认识、全面把握基础上，积极应对。
坚定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重视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面对思想意识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与挑战，我们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当前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的鉴别、批判、整合和引领作用，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设，增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解释、批判、整合和引领等能力。“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并切实取得成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解和运用方面切实做到立足现实、与时俱进。只有不断加强基本理论研究，才能更为完整准确地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于自由主义有非常深入的批判。这一批判对我们今天认识相关问题有何启示？如何以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看待与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如何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与把握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今天，马克思主义能否发挥对整个中国社会思潮的鉴别、批判、引领和整合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指导思想的理解是否能够做到正本清源、不断深化。
全面深化改革包括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消除各种错误思潮与价值观存在的体制机制环境。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当前我国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矛盾、问题与挑战，是引发思想意识领域各种分歧与困扰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各种社会思潮都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和思路对当前我国改革进行不同的设计。不正确认识并有效解决改革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就无法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做出有力回应。要进一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解决公民的利益表达、权利保障以及权力腐败问题，在整个社会真正树立起法治的权威，进一步确立良好的法治秩序，既切实培育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又有效规范约束领导干部的行为。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来加强民生建设，推进社会结构合理转型。只要扎实推进改革且取得明显成效，解决思想意识领域的各种纷扰与问题就具备了有利条件。
对国民加强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和国情教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党史、国史教育，相应增加在高校公共政治课教材中对相关错误思潮进行科学分析的内容。今天，一些民众有一种“历史归零”的历史观，对中国诸多历史予以“碎片化”，缺乏全面深入了解和认知，没有“历史记忆”，分析问题和认识事物往往割断历史，没有历史感。这是产生许多思想认识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历史观教育与国情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与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深刻认识中国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深刻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认识中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选择，以此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真正增强“三个自信”。（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 执笔人：李海青）
